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追忆“洋厂长” 永葆“改革心”
 

  上世纪80年代,湖北武汉市政府聘请德国退休工程师威尔纳·格里希担任武汉柴油机厂(武柴)厂长。这是中国改革开放后聘任的第一位“洋厂长”,在海内外引发强烈反响。30多年过去了,格里希已故去,通过采访其子伯恩特·格里希及当年武柴的老同事,重温那段改革历史,依然引人深思。

  “洋厂长”来华 国企焕发生机

  1984年,受德国退休专家组织派遣,格里希来到武汉柴油机厂,一开始是作为技术顾问。几个月后,武汉市政府任命他为厂长,主持全厂的生产经营工作。在1984年11月至1986年11月的两年任期里,格里希的严细管理令这家老国企焕发了生机:柴油机的清洁度从5600毫克降到100毫克以内,主轴承盖的废品率从50%降至3%以内,产品批量出口至东南亚7个国家。

  这个德国退休老头是如何做到的?

  时任武汉柴油机厂党委书记的谢长钦记得很清楚,格里希上来就抓劳动纪律、抓产品质量。其中一项主要工作是提高柴油机清洁度,国家标准为每升195毫克,而武柴是高达几千毫克,严重影响机器寿命。

  戴着白手套,拿着游标卡尺和一支带磁铁的笔,格里希巡走在车间,不放过每一台机器设备。他用白手套摸机器,没有砂,才算合格。“我们起先做不到,压力大。格里希说,我来中国、来武柴不是瞎忙的,对待自己的产品要像对待自己的眼睛一样。”谢长钦说。

  格里希说话有些刺耳,但往往一针见血。他说,即便只有1%的产品是次品,但对这个用户来说也是100%的次品。他还说,工厂质检部门地位低,检查不严格,一些人员素质低,连游标卡尺都不会用。格里希不断强调要加强质量意识,几番下来,人们服了,赞誉他为“质量先生”。

  两年任期内,格里希还撰写了26万字的企业机构设置和劳动组织方案,把工厂的行政管理系统设计成一个精干高效的网络,实行以岗位为核心的结构工资制。这对中国国企改革具有重要参考价值,引起各界高度重视。

  质量就是生命 改革需要勇气

  对质量的执着要求,是“洋厂长”最鲜明的特点。

  以今天的视角来看,格里希似乎没有太复杂深奥的理念和打法,就是严格管理、严抓质量。但当时中国物资商品仍很紧缺,企业对质量的关注远远不够,不少企业吃“大锅饭”人浮于事,工人干事不认真,产品质量提不上去。

  谢长钦回忆,格里希在探求武柴产品质量问题时曾说:你们的图纸没有问题,但你们的制造工艺达不到图纸的要求。图纸上一般都标注允许的误差范围,工人们觉得只要在范围内就行了,但格里希要求误差越小越好。

  30多年过去了,中国已成为世界制造大国,正在迈向制造强国。“但从圆珠笔芯需要进口,到从海外买马桶盖,可见质量这个词对中国制造的分量有多重。”上海财经大学副教授曹东勃说,格里希从严治厂、质量第一的理念,在今天仍有很强的现实意义。坚持质量第一,不仅是一种企业管理行为,更是国家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。

  无论是大胆启用格里希,还是格里希的锐意改革,都透着莫大的勇气与担当。“这显示出中国改革开放的魄力与决心。”伯恩特·格里希说,让外国人当一个国企的厂长,在当时的中国是破天荒的事情。

  “万事开头难,现在看格里希做的似乎很简单,但他当时要克服的困难超乎想象,因为人们的思想还没完全解放,要真抓严管是很难的。”东北大学教授李凯认为,追忆格里希,最大的启示就是要永葆改革的初心,呼唤改革的勇气。

  改革应当持续 开放促进改革

  格里希两年任期结束回国后,武柴的质量管理变得松驰下来,产品质量迅速下滑。没几年,东南亚市场就不再进口武柴的产品。1998年,武柴破产。

  在李凯看来,武柴衰落的原因是多方面的,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将改革进行到底。格里希的改革并不是早产,而是正当其时,为后来的中国企业改革开辟了宝贵的试验田,影响非常深远。

  “洋厂长”到国企上任是大时代的鲜明特征。“如果没有中国改革开放的政策,父亲也不可能到中国去。”伯恩特·格里希说。他曾到中国参观访问,“中国取得了难以想象的巨大进步,这要归功于改革开放”。

  开放带来了“外脑”,引来了先进的经验和理念,成为改革的加速器和催化剂。数据显示,改革开放以来,外国来华专家累计达到650万人次,为中国各项事业发展提供了重要智力支持,在很多领域也吹入了新风,润物无声。

  中国国际人才交流协会驻德代表处总代表袁旭东表示,中国今天虽已是第二大经济体,但仍需学习借鉴其他国家的先进技术和经验。改革开放40年的经验表明,改革与开放互为动力互相促进。当前,改革进入深水区,扩大对外开放,仍不失为破解难题的一把金钥匙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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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中国金融信息网 2018-07-02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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